道教医药学

     道教特别重视医药学。在道教创立后很长历史中，道教中人在继承和汲取巾国传统医学基本理论和优良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创建了与传统医学同步发展、既有联系又独具特色的道教医药学。

    东汉中后期，社会动乱，道教从其教义和信仰出发，利用符、咒以及跪拜首过等法，企图解救民众的危难，并以此为传教的手段，扩大影响。符、咒治病源于古代巫、医不分，满足其某种心理需要，但暂时无实际上的医疗意义。

    之后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指出：“人生百二十上寿，八十中寿，六十下寿，过此皆夭折。此盖神游于外，病攻其内也。”阐明了人生死的必然性和对寿限的认识。继承《黄帝内经》天人一体”和“脏腑学说”等方面的理论，认为人体疾病的形成，与外界因素、内在因素密切相关。东晋葛洪在他的医著中对致病的内因、外因及其互相作用又作了进一涉的发挥。南朝齐梁间杰出道士陶弘景则将先秦道家关于精气一元论的思想用以阐发人的生理和病理，并提出了按病分类的主张。从葛、陶有关医著涉及致病因素的分析，大体可分为自然、生物、物理、化学和精神等方面，而病变，以及诸如皮肤科、五官科、妇儿科等等。唐代著名道士孙思邈更提出“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的积极医学思想。在病因的认识上，如陶弘景早就指出肺结核病的传染性，比欧洲学者要早六七百年。

     此外，早期道教有些道书中还有关于“三尸”(或称三虫)、“九虫”的记载，认为这些“尸”、“虫”为万病之源并列举了若干医治因“尸”、“虫”致病的方剂或单味药。

    道教医药学家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的同时，结合实践，在医药学方面卓有成就，并形成了有别于“儒医”和历史上官办医疗机构的“道医”形象和特点。

    葛洪是“道医”的第一位代表人物，说：“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道士陶弘景，博学多才，承先启后，在道教医药学发展史上起了纽带作用。唐孙思邈，隐居学道，以行医为事。在医药学上为后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道教医学家重视实践经验和医学理论，为后世留下了可贵的医药学文献。葛洪辑集《玉函方》百卷，《肘后备急方》三卷，计八十六篇(现存六十八篇)为道教医药学在急症临床方面的先河。陶弘景曾撰《效验方》五卷(已佚)，作《补阙肘后百一方》，成为上承东晋，下启隋唐道教医药学发展的纽带。孙思邈现存医学专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在传统医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北宋曾刻印发行，还多次传入日本、朝鲜，对亚洲医学界也深有影响。

    五代以后，内丹学兴起，道教医药学在民间同样不乏传人且有不步著名医著验方问世。

    道教医药学在强调预防的同时，十分重视摄生养性。将起居与卫生，名利与无为，房中与节欲相结合，就人们的日常生活、饮食、劳逸、情志等方面作了诸多精辟的论述。进一步将养性学说与老年疾病的防治结合起来。    

    道教医药学更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了本草学的发展。《太平经》中即有关于药物和方剂的记载。葛洪的《肘后备急方》特别强调要重视若干同名异物的药草，以免误用或中毒。认为“唯精博者能分别之，不可不详也”。陶弘景增益整理《神农术草经》为《名医别录》，糅合《神农本草经》加上《名医别录》辑成《本草集注》为保存古代《本草经》的重要传世文献做出贡献，为明、清学者重辑《神农本草经》创造了条件。

    孙思邈《千金翼方》为首三卷，专论本草，从考察药性出发，总结了近二百种常用药物的相使相畏、相须相恶、相反相杀的药性关系，供后世处方参考。与唐代颁布的国家药典《唐本草》正经(二十卷)相比，还多二十多种。故为后世尊为“药王”。

    道教医药学还强调金石药的应用。从《肘后备急方》、《肘后百一方》、《千金要方》中，即可观得。

    重道教医学视医德。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以得行医之义举，至今为人所景仰。

    道教医药学虽然受历史的科学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宗教的局限，但对传统医药学的贡献还是很大的。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以及传染病、急症诸多方面，颇有建树，并留下许多至今仍有实用价值和可供进一步研究提高的资料。